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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王书法影响下的演变史
2013-03-08 10:38:53 来源:中国书画之家 作者:品翰斋 【 】 浏览:516次 评论:0

古往今来驰骋于书场并有所建树的人,用“不可计数”这个词来形容,恐怕不算过分。“大师”、“巨匠”级别的,每隔几百年,也能数出几个。但是“古今莫二,贵越群品”的,却只有一个,那就是“书圣”王羲之。唐太宗虽然说过“愿与诸臣敩学(王羲之书法),以粉饰治具焉”的话,但这话听起来却飘忽得很,因为王字本身并无奴性,他也没有在书法中表达过诸如“君君臣臣”之类的理论,在教化愚民方面可以说无甚价值。是否唐太宗别有“提高国民素养,共建和谐社会”等更为宏伟的深意,则实在让人猜不出。我倒更愿意相信,王羲之被封为“书圣”并受到一代代书法家的顶礼膜拜,除了人品之杰出及书法贡献之巨大,没有其他隐情。

  这样一来,结论似乎就出来了,但是还没有完。

  南齐王僧虔在《论书》中说:“洽与右军俱变古形,不尔,至今犹法钟、张。”意思是说如果没有王羲之与王洽变古为新的创造,今天人们还只在学习钟繇、张芝的古体。这一评价基本符合事实。钟繇、张芝的书体都是才从隶书变化出来,尚带有浓厚的隶书笔意,尤其是草书,字字独立,极少连带,王羲之“加强纵引”的变法,使得书法艺术的抒情性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发挥,开启了行草书的新天地;楷书方面,则“势巧形密”,易扁为长,剔尽隶书痕迹,成为隋唐楷法的先声。以他世族大家子弟的身份、独具的创造精神以及作品本身所达到的高度,按理说,活着就该享受“大师”、“巨匠”之隆誉了,“书圣”呼之欲出也理所应当,然而并非如此。圣,谥于天子以下的活人,不见得就多么幸福,它意味着从此以后你就不得不远远离开人群,面无表情地坐在一个供人仰望的高台上,凡人稍有举动,就会招来指责与非议。现实中的王羲之其实看不出有什么“圣”相,“坦腹东床”不是,“墓前告誓”也不是。假如他今天活过来,去看看绍兴兰亭里面日夜供人瞻拜的那个“自己”,说不定就会拂袖而去。当然,“圣”前还有一个“书”字,显示着他的“专业”贡献,但这方面,他同时代的人就并非迷信不疑。庾翼在荆州时,见庾家子弟遍学右军,颇为不平,说:“小儿辈乃贱家鸡而爱野鹜,皆学逸少书,须吾还,当比之”(王僧虔《论书》)。后来,见到羲之给其兄庾亮书才折服,写信给羲之云:“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,因丧乱遗失,尝谓人曰‘妙迹永绝’。今见足下答家兄书,焕若神明,顿还旧观”(张怀瓘《书断下》)。如果不是见了王羲之“顿还旧观”的章草,庾翼是否叹服恐未可知。

  将王僧虔和庾翼的话合在一起看,一个说贡献如何如何大,一个非得看了“传统功夫”才深表叹服,虽然结论都有服气的表示,但玩味起来,却很有嚼头。我们评价一件作品好还是不好,会自觉找来一个参照—经典。所不同者,有人心中的经典是活的,他从经典中看出的是“一点一画皆有深意”、“古不乖时,今不同弊”。有人心中的经典却是死的,恰如拿着一把经典的尺子,往作品前一卡,合,就点头微笑;不合,就皱起眉头,评曰“不传统”。他心中的传统,缕来缕去,最后就到了书圣那里。书圣活着时做野鹜,朝圣者却总要让他做家鸡—万万动不得的!这让我想起一些当今的“变古形”者,在半赞半骂声中,偶尔也会亮出若干件惟妙惟肖临摹书圣的作品,以满足一部分甚有书圣情结却眼光不济者的胃口,以令其叹服,把书圣当挡箭牌。

  将王羲之奉为“书圣”,有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。生前已如上述,身后,则羊欣称他“古今莫二”。王僧虔则云:“崔(瑗)、张(芝)归美于逸少,虽一代所宗,仆不见前古人之迹,计亦无以过于逸少。”齐、梁年间,王献之声名超过王羲之,以至于“比世皆尚子敬书”,“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,于逸少亦然”(陶弘景《与梁武帝论书启》)。此时推重王羲之比较得力的,是梁武帝,他在《古今书人优劣评》中评曰:“字势雄逸,如龙跳天门,虎卧凤阙,故历代宝之,永以为训。”而真正使王羲之定于一尊、独享“书圣”大名的当然是后来的唐太宗,不仅到处收搜罗王羲之手迹,且亲自为他撰写传论,将他推向“尽善尽美”的地步。自此以后,王羲之才稳稳当当地坐上了“书圣”的头把交椅,至今无人撼动。

  书法一事,用前贤的话说,是“乡邑不以此较能,朝廷不以此科吏,博士不以此讲试,四科不以此求备,征聘不问此意,考绩不课此字。善既不达于政,而拙无损于治,推斯言之,岂不细哉?”(赵壹《非草书》)乃“学问中第七八乘事”(黄道周),实在只是一件自娱自乐但还算高雅的艺事。自有书圣以后,复杂起来。一些平白简单的道理开始偏离理性的轨道,圣徒圣孙群体的关系,也如人伦一般开始镀上秩序的色彩。而这与王羲之本人并不相干。

  我们且先看看如下评论:

  善法书者各得右军之一体,若虞世南得其美韵而失其俊迈,欧阳询得其力而失其温秀,褚遂良得其意而失其变化,薛稷得其清而失于窘拘,颜真卿得其筋而失于粗鲁,柳公权得其骨而失于生犷,徐浩得其肉而失于俗,李邕得其气而失于体格,张旭得其法而失于狂,独献之俱得而失于惊急无蕴藉态度。(李煜)

  颜鲁公书虽自成一家,然曲折求之,皆合右军父子笔法,书家多不到此处……(黄庭坚)

  李煜这段话被引用得十分广泛,从中不难得出一个印象:如果完美的书法家得分为一百的话,自从有了王羲之,所有人都是从书圣的一百分中你分一点,我分一点。只分了一部分,自家固有的部分则为多馀。不然,所谓“失其俊迈”、“失其温秀”等等又当何讲?我们不禁要问:难道有了张飞的彪悍,就不可能同时有貂蝉的妩媚?有了万里长城的壮观恢宏,就不许有苏州园林的曲径通幽?“西施捧心”尚且有其可人处,怎么一有书圣,人家的不似之处都成了病呢?虞世南确实没有王羲之的“俊迈”,但王羲之也没有虞世南 “君子藏器”之蕴藉!颜真卿与王羲之比是显得粗壮了些,可王羲之又何曾具有颜真卿的豪迈呢?大概李煜做久了皇帝,将“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;率土之滨,莫非王臣”的理论也习惯性用到王羲之身上去了。至于“天下第一行书”的排名,更是荒唐:“文无第一,武无第二”的老话,总不能因为遇见了“圣”,就忽然变成“特殊国情”了吧?以违背常理的代价来圣化一个人,一件作品,一千多年竟就这样过来了。

  黄庭坚也很有趣,明明知道颜真卿并非书圣麾下的一员,仍然要“曲折求之”,求出“皆合右军笔法”。假如有两个长相迥异的人站在面前,一个高额大眼浑腰,另一个低额小眼弱肚,且一定要你“曲折求之”,说出他们的相似处,也不是说不出来,比如都是一个脑袋、一个嘴巴……黄庭坚当初到底是从哪个角度来求的,恕我浅陋,不能明白。只是我甚感疑惑,是不是不把颜真卿说成“皆合右军笔法”,就显得颜真卿低人一等了?阮元谓:“鲁公楷法,亦从欧、褚北派而来,其源皆出于北朝,而非南朝二王派也。”刘熙载谓:“鲁公正书,或谓出于北碑《高植墓志》,及穆子容所书《太公吕望表》。又谓其行书与《张猛龙碑》后行书数行相似,此皆近之。”二人都没有让颜真卿和书圣去“攀亲”,不也挺自然的嘛!当然,黄庭坚此处的“合”,不是“继承”的意思,而是指合其“理”,也就是说颜真卿和王羲之在某个规律性的问题上有暗合之处。细细一想,其实也是一句废话:法天法地法自然的书法,写到一定份上,都在冥冥之中希求合于“自然之道”,与其硬说合于王羲之的“理”,还不如说合于书法本身之“理”,这是书圣也无法逾越的!

  一部书法史,在“圣”的笼罩下,臣服的,背叛的,都有意无意地要将自己的师承追溯到二王才不被视为异类。王铎的书法,横看竖看都不像是书圣的“嫡亲”:尺幅、用笔、用墨、章法、结体,全是新调。他又不肯拿出“顿还旧观”的作品以令人叹服,只好大叫:“吾书学之四十年,颇有所从来,必有深爱吾书者。不知者则谓为高闲、张旭、怀素野道,吾不服、不服、不服!”其经历与王羲之当年何其相似!其创造力与王羲之又何其相当!要说嫡传,他嫡传的倒是王羲之最精华的“师古开今”。可是不行,网中有势,逼得他不得不声明自己“颇有所从来”,并非“野道”。安思远藏“真宋本”《淳化阁帖》中有王铎的题签,他的“有所从来”即是指此。且不说王著编纂此帖有多少错漏,真伪几何,光是由墨迹到石头再到拓本的几道工序下来,王羲之就早已面目全非了,还谈什么真正的“有所从来”?一个创造者,却不得不去为所谓“出身”进行辩白,这种情形,无聊而可怕。

  圣化之下,能够像张融和叶昌炽那样说出“非恨臣无二王法,亦恨二王无臣法”、“知二王以外有书,斯可与论书矣”的人,少之又少。稳妥而常用的办法,是托古改制,托着古的名号来击溃无聊者的包围,再腾出手来改制。圣,似乎就该这么折腾。

  “二王风”在展览中兴起时,鼓掌声一片,被视作“复兴传统”、“走正路”的好苗头;几年下来,遍地都是“二王风”,观众麻木,评委也麻木。理论界不得不开始讨论“伪二王”,展览,也几乎有压制的意思。我以为,一个好的提倡,比如锻炼身体,是不怕实践泛滥的,天天锻炼,人人锻炼,才更好,不会出现如此这般困扰的。对也是二王,错也是二王,一会儿抬,一会儿压,只能说明一个问题:“圣”的情结,还很严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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